文丨特约评论员 西坡
面对疫情，医学专家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体现了出来。专家们担负着多种职责，既要救死扶伤，又要向大众提供各种安全建议、防护知识，还要给决策者提供建议。可以说，专家挡在我们和病毒之间，他们是社会的守护者。
这些天来，不少专家赢得了公众的好感与信赖。钟南山就不必提了，其他还有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张文宏、天津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张颖等，他们的发言都传播甚广。
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，有一些专家的发言尤其是在前期的发言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比如2月3日晚，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、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从目前总体来讲，儿童也是易感人群，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新病毒，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。这个说法让许多人联想起之前所谓“儿童不易感”的专家说法。
“儿童不易感”的说法来自于1月22日上午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。当时有日本记者提问，特别问到这个病毒对儿童和年轻人的危险系数有多大。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复称，“它（新型冠状病毒）对儿童、对年龄比较小的人的影响，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的认知来说，确实不易感。”
坦白说，媒体从这句话中总结出“专家：儿童、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”不能算断章取义，所以不能把责任算在传播环节。当然，专家的发言是有限定语的，“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的认知来说”。我们对病毒的认知是渐进的，简单拿2月3日的认知否定1月22日的认知可能不太公平。
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样在1月22日，本文前边提到的张文宏主任针对“儿童不易感”提出了不同的说法，他说，“在所有的病人当中，儿童的感染人数似乎比较少，但是我认为就此得出儿童不大容易感染，可能还是论据不充分的。因为这次所有的受感染的人，其实都是有一个传染源的接触的一个过程……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孩子都待在幼儿园和学校里面，孩子直接获得感染的机会事实上降低了。”张文宏还提出了一点，疫情初期很多成年人都没有防护意识，但中国的家长哪怕出现一点点的风险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自己的孩子。
事实证明，张文宏的说法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在同一个时间点面对同样的数据，如何理解如何分析，以及如何向公众表达，对专家群体来讲是一门值得认真琢磨的学问。作为社会守护者的专家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。
与此类似的还有关于“病毒能人传人”被延迟披露的争议。1月31日，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曾回应称，早期已经有“人传人”的看法，但受当时条件限制，谨慎作出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”“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”等结论。他说，“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，它不会一开始就把全貌展露出来。”
更为离谱的是新华视点1月31日微博报道的“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”，整个报道中就一句结论性的观点，既没有临床数据也没有实验描述，而且用“抑制”这样似是而非的词汇。而公众是无法分辨体外实验与临床试验的差别，也无法第一时间理解“抑制”代表的效果，从而将“抑制”误解为“预防”、“治疗”，导致双黄连一夜售罄，占据了SARS时期板蓝根的“神药地位”。
从专业层面讲，这些说法在当时可能是没问题的。但从客观上来讲，这些说法也确实让不少了放松了警惕，不利于疫情控制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专家们在第一时间的发言既在专业上是谨慎的，又在社会效果上是有利的？我相信这种可能是存在的。比如专家发言时不要太惜字如金，让人揣摩言外之意、话外之音，而是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家常话。
我冒昧杜撰一下：
“我们对病毒的认知还很不全面，现在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不等于真的没有人传人，更不等于将来不会人传人。我们认识病毒需要时间，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病毒不会歇着。面对新型病毒，我们不能低估它的潜在危害，大家尽量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少去人多的地方，反正没有什么坏处。”
我杜撰的这段话当然很不专业。但是专家作为沟通的桥梁不能只有专业思维，更要有受众思维。普罗大众可以不懂专业术语，但专家必须懂普罗大众的心理、行为习惯。专家发言不能满足于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成立，而期待公众对“目前的流行病学”这些词汇有精准的理解，而应该预测到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怎样的误读。
公布疫情信息要谨慎不假，但是提醒公众注意未知风险、注意卫生常识不会造成负面后果。可能有时候有的专家脑子里的“大局意识”绷得太紧，害怕话说重了造成不好的影响。这需要从制度层面解除专家发言时的后顾之忧，同时专家们也要知道，不管你此时此刻说什么，时间总会发出洪亮的声音。学习如何对公众发言，就是学习如何做时间的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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